这两年，论文造假成为国内学术圈的心头痛，中国也是全球论文造假数量最多的国家。
但是如果以单个学者撤稿来说，这几个素来以严谨著称的国家恐怕要打破我们三观，来自德国、日本的学者成为撤稿之最。
德国学者Joachim Boldt以184篇论文撤稿刷新世界纪录，成为新一届“论文造假之王”。另外几位日本学者撤稿也很厉害，分别为172篇和11篇。
今年6月，日本学者藤井善隆让出了占据多年的“王位”，德国学者Joachim Boldt以184篇论文撤稿刷新世界纪录，成为新一届“论文造假之王”。
尽管“王者”发生更迭，但根本无法撼动日本学者在论文造假排行榜上的绝对优势。在撤稿最多的前10位学者中，有5位日本人；前5位中，有3位日本人；而前3位中，有2位日本人。
这些统计信息来源于网站“撤稿观察”（Retraction Watch），它制作并展示了一个全球“论文造假排行榜”，那些撤稿最多的学者赫然在列。
日本学术侦探白乐在接受《中国科学报》采访时认为，这反映出日本学术界、尤其是生命科学界对学术不端行为的冷漠，以及日本研究规范体系的重大缺陷。
不难看出，有5位是日本学者。其中，藤井善隆与上嶋浩顺是麻醉学专家；佐藤能啓、岩本润和斋藤祐司为骨科医学专家。
权威期刊Science曾引用此数据指出：日本是“医学研究不端的超级大国”。在全球论文作者中，只有5%的人是日本学者；但在论文撤稿数最多的10名学者中，日本就占了5名。
在大家的印象中，日本科研实力很强，尤其是生物医学领域。截至2022年，日本是诺贝尔奖得主最多的亚洲国家。日本有许多优秀的科学家，在Nature、Science等顶刊上发表过许多高质量论文，业界同行对日本研究人员的印象也是“认真严谨”“扎实可靠”。
然而，日本科研的另一面也着实惊人：21世纪以来，日本大学教授学术不端的丑闻频发；2014年，小保方晴子STAP细胞造假事件更是在日本，乃至全球学术界掀起轩然。几年前，日本媒体就已将自己的国家称为“学术不端大国”。
那么，一向被人认为是科研强国的日本，怎么会同时顶着学术不端大国的耻辱呢？
藤井善隆的例子可以很好地说明这一点，他曾是世界上被撤稿论文数量排名第一的作者。
藤井是麻醉专家，曾在东京医科大学、筑波大学和东邦大学任教职。在他从1993年到2011年发表的众多论文中，有172篇被撤回。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最早发现藤井造假的不是日本人，而是德国人。
2000年4月，德国Peter Kranke等人在美国麻醉学杂志Anesthesia & Analgesia上发文，指出藤井的一些论文有异常之处；他们同时通知了日本麻醉学会和藤井当时所属的筑波大学。
然而，该期刊编辑部、日本麻醉学会和筑波大学都没有对藤井进行调查。藤井在此后的多年间，一直持续发表“问题论文”。
直到近10年后，麻醉学界接连曝出重大造假事件，包括2009年美国的Scott Reuben和2010年德国的Joachim Boldt。这引发了整个麻醉学界对论文造假的关注，并辐射到了藤井。
当时麻醉学杂志Anaesthesia主编Steve Yentis于2010年授权发表了一篇社论，质疑藤井的研究结果，并呼吁加强论文监管。
英国麻醉学者John Carlisle仔细检查了藤井的论文，发现了许多异常数据，他在2012年的一篇论文中指出了这些异常。正是这篇论文，引发了对藤井的正式调查。
直到此时，日本终于采取了行动。自2012年3月到8月，在进行了5个月的调查后，日本麻醉学会得出结论：藤井在172篇论文中使用了捏造的数据，并要求相关期刊撤回这些论文。
“然而，日本学界似乎并未从藤井案中得到什么教训。”白乐说，紧接着就发生了上嶋浩顺事件。
同为麻醉医师的上嶋浩顺是目前世界上被撤稿论文数量排名第三的作者，他曾是昭和大学的讲师。
上嶋被撤回的论文有123篇，这些论文发表于2014年到2020年间，也就是藤井被曝光的几年后。上嶋和藤井同在东京地区，同在麻醉学领域。合理推测，上嶋肯定知道藤井事件。
而且，在2014年，媒体还报道了一个重大案件——小保方晴子的数据造假案，这不仅震动了日本学术界、日本社会乃至世界，甚至引发了其导师自杀。
在当时的情况下，上嶋及其身边的研究人员应该很清楚，数据造假是一种恶劣的欺诈行为。然而，藤井和小保方晴子的前车之鉴，并未吓退上嶋和他的同事——从2014年起，上嶋连续发表造假论文达7年之久。
对于日本科研人员占据世界“论文造假排行榜”前列的现象，白乐一直在持续关注和研究。他是一位现年76岁的日本学术侦探，同时也是一位资深科学家——日本御茶水女子大学的名誉教授。
他在博客上直白地写道：“这反映出日本学术界、尤其是生命科学界对学术不端行为的冷漠，以及日本研究规范体系的重大缺陷”。
《中国科学报》记者专访了白乐，请他带着我们一窥日本学术界的现状，并围绕科研伦理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真知灼见。
问：根据撤稿观察，被撤稿最多的10位研究人员中，有5位来自日本。你如何看待此现象？
许多日本的研究者在造假时怀着轻松的心态，他们持续多年发表“问题论文”，不被发现且不受处罚，因此发表了好多篇。直到一朝发现，累计数量惊人。
日本的大学和学术界对科研不端行为漠不关心、不敏感，多年来未揭露研究人员的不端行为。
除此之外，日本的大学和学术界在惩罚研究不端方面很宽松。由于处罚轻微，许多人不认为FFP（即捏造Fabrication、窜改Falsification和剽窃Plagiarism）是严重的事情。
前面提到，美国的Scott Reuben在事发后被判处6个月监禁；但日本的藤井和上嶋都没有受到刑事处罚，甚至他们的医疗执照也没有被吊销，还一直作为医生继续工作。
这种宽松的处罚不断向研究生、研究人员、大学和学术界传递一个信息，即FFP算不上什么严重的欺诈行为。
白乐：在日本，学术不端不是法律禁止的刑事犯罪，不会招来刑事处罚或监禁的处罚。
对学术不端的处罚分为四类：一、附属大学或机构的处罚；二、基金组织的处罚；三、附属学术团体的处罚；四、出版商或期刊的处罚。
第一类，即附属大学或机构的处罚。根据学术不端程度，大学教师受到解雇、纪律处分、警告等处罚；本科生和研究生受到开除或停学处罚；已获学位研究生可以撤销其学位。但是，没有一所大学制定明确的标准；政府也没有制定统一的处罚标准。
第二类，即基金组织对被资助者的处罚。在资助的研究项目中发现造假后，处罚包括退还经费和禁止申请经费，但不会对研究人员造成严重打击。
在美国，违规研究者会受到被停止研究的处罚；而日本的处罚并没有将违规研究者踢出学术界的宗旨，也很少发生解雇事件。
例如，日本宇航员古川聪在2022年被发现在研究项目中捏造和窜改数据，但他未受到实质性处罚，之后继续在原机构工作。
如果社会的普通成员犯罪，他们会受到惩罚。而对学术造假者，也应适用与普通人犯罪相同的刑罚。例如，如果研究人员通过伪造数据，欺诈性地获得研究经费或晋升，就应该适用诈骗罪而予以刑罚；如果基于造假论文的医疗措施造成了患者的健康受损或死亡，则应适用职业过失杀人罪予以刑事处罚。
很多社会人士以为，大学会诚实应对举报，请专家进行慎重彻底的调查，最后给社会一个真相。其实，事实并非如此。
由于将所属研究人员定性为“造假者”会导致自身声誉下降，日本的大学在调查学术不端时，总是遮遮掩掩。
他们首先努力避免调查；在不得不调查时，则选择敷衍了事，强行得出“没有造假”的结论。调查结果也不公开，或以简短形式发布。违规者的姓名和隶属机构被隐瞒。调查委员会成员的姓名甚至都无从获取。
此外，美国的每所大学都有专门负责学术不端研究的公正官员；而日本的大学几乎没有这方面的“内行人”。在调查时，普通教师而非专家被任命为调查委员，这些人会揣度上层的意向而干扰调查。
我们需要让所有研究人员意识到——造假者一定会被发现，会受到细致的调查和严格的惩罚；造假是危险的，是巨大的损失。为实现这一目标，应完善发现、调查和处罚制度。应由独立于大学、研究机构和学术界的，具有调查权的更高或同等机构（如警察）来进行调查和处罚。
问：在他国造假后，一些日本研究人员回到日本担任新的教职，并继续风生水起。这是否表明对学术造假的宽容？你认为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什么？以及应该采取什么措施？
白乐：我的答案是，是的。日本社会比西方社会对罪犯和不法行为更加宽容，特别是对老年公民、大学教授和医生都很宽容。
但很显然，这样的宽容并不是什么好事。日本学界对研究不端行为缺乏洞察力，不知道这是一种严重的渎职行为。许多日本学者认为，即使自己的同事是造假者，也并不是什么问题。
第一，促使整个科研界关注造假行为，培养“洞察力”，让大家知道这是一种严重的不公正行为。
第二，有学术不端记录的研究人员，无论在他国还是日本，都应被排除在研究工作和研究人员培训工作之外。要建立一种制度，不允许他们作为大学教师和研究人员继续工作。如果目前制度化有困难，至少也要建立这样一种习惯或文化。
白乐：对研究中学术不端的漠视和缺乏洞察力，是日本学术环境的一个主要问题。
然而，最大的问题还不是学术环境，而是“学术”本身，即日本的学术界和科技界缺乏吸引力。
日本政府和企业界不重视科学和技术，日本社会不尊重研究人员，优秀的儿童和年轻人不愿意成为研究人员。日本的学术界、科学和技术正在越来越快地下降和衰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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