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传播学中引用次数最多的经典理论之一，“议程设置”的意义早已不止于一个“大众传播效果研究的里程碑”那么简单，它承袭柏拉图的而来，经由一次报纸议程和公众议程之间的相关性研究确立，直到今天已经走过50余年的历史，衍生出大量的研究议题与学术概念，并在当下的新媒体时代仍然迸发着活力。
与此同时，也作为新传考研中经久不衰的基础性考点，议程设置的来龙去脉，必须整得明明白白。
举例说明，哪种方法可以用于验证“议程设置”研究，并说明原因。需具有科学性和合理性（同济2023）
结合新闻传播学理论，论述网络传播中“议程设置”现象的特点和规律（上海交大2023）
评述议程设置理论及其发展。（北师大2020、重大2021、北大2022、上大2022）
议程设置理论经历了从第一层次到第三层次，面对议程设置理论在智能传播时代的困境，你能提出新的理论假设吗?（人大2022）
美国学者提出解释性、预测性、可证伪性、组织性等七个标准检验一个理论的优劣。请你结合议程设置理论的发展史，评价议程设置的优劣。（深大2022）
移动互联网时代，不同媒体平台信息轰炸群众，新媒体的交互性、多元性与互动性等特点让议程设置显得没那么容易，在此背景下，传统的议程设置理论是否使用?结合实例谈谈你的看法。（福师大2022）
网络议程设置是什么？和第一、二层次的议程设置有什么区别？（中山大学2021，华中师范大学2023）
根据议程设置理论发展，说明从媒介议程到大众议程之间的相关研究。（北师大2021）
根据媒介生态环境变迁论述议程设置50年的发展及变迁，对其进行梳理和分析，同时谈谈这一理论对我国媒体工作者的启示（清华2019）
1968年，美国北卡罗莱纳大学传播学者马克斯维尔·麦库姆斯（Maxwell McCombs)和唐纳德·肖（Donald Shaw）在当年美国大选前夕进行了一项小规模的受众调查，发现选民对包括外交、经济、社会福利等议题的关注程度与他们所接触的媒体对这些议题的相关度高度相关，即大众媒介议题的显著性程度对公众议程具有重要的影响。由于这项研究是在教堂山小镇进行的，因此成为传播学史上著名的“教堂山研究”（Chapel Hill Study），它被公认是议程设置理论的起源。
议程设置理论主张，大众媒体报道量越大的问题（issue），越容易被公众认为是当前最重要的问题。议程（agenda）是指在某一时间点，按照重要性等级进行传播的一系列问题。议程中某个问题的相对重要程度，被称为问题的显著性（salience），议程设置过程描述了某个问题由媒体议程向公众议程的传递过程。
议程设置理论提出的并不是一个新鲜的观点，在此之前不少学者都讨论过「现实世界」和「我们关于现实世界的想象」之间的差异问题。
1922年，李普曼在《民意》的开篇就提出了外部世界、我们头脑中关于世界的图像与“拟态环境”的关系的问题。
1948年，拉扎斯菲尔德和默顿提出，大众媒体具有地位赋予功能，这一功能就已经蕴含了议程设置的萌芽。
1963年，美国学者科恩在谈到大众传播的影响时形象地说:“新闻媒体远不止是一个信息和意见的提供者。很多时候，它可能并不能成功地告诉人们怎么想（what to think），但是在成功地告诉他的读者想什么（what to think about）方面极为出色。”
可见议程设置所提到的思想并不新颖，但是它之所以能够成为传播研究的里程碑，在于把一个抽象的哲学观念，转换成为一个可以用简单的方式加以验证的操作性命题。李普曼所说的拟态环境和头脑中关于世界的图像，被转化为媒体对不同问题的报道数量的排序，以及受众对国家当前面临的最重要的问题的排序这两个定序变量。只要用统计方法证明和计算这两个定序变量的相关度就可以证明李普曼的命题。
1968年麦库姆斯和肖在教堂山所做的第一个议程设置研究，发现当地的媒体议程和公众议程之间的相关性指数竟然高达0.97。1972年，这个研究的报告以《大众媒体的议程设置功能》为题刊登在《舆论季刊》上，标志着这个概念和理论框架的正式形成。
虽然议程设置理论用简洁的方法证明了一个古老的观念，但是从研究数据和结论的关系来看，教堂山研究带有简单化的倾向，因为相关性不等于因果性，媒体议程与公众议程之间的高度相关并不能说明是媒体议程影响了公众议程，也有可能相反或是二者同时受的第三个变量的影响。
1972年在新一轮的总统竞选宣传中，麦库姆斯和肖在北卡罗莱纳州的夏洛特市（Charlotte）进行了一系列研究，其中一项对两个时间点的纵贯研究证明了媒体议程与公众议程之间的因果关系。
通过确定两个变量出现的时间，进行前后交叉相关比较（cross-lagged correlation comparison），将6月份的选民议程与10月份的报纸议程的相关性进行比较。发现，先出现的6月的报纸议程与后出现的10月选民议程之间的相关性更大，从而证明是媒体议程设置了公众议程。
1973年，冯克豪瑟考察了一个历时十年的真实而长期的议程变化过程，并加入了现实世界指标讨论现实、大众媒体、公众三方的关系。
他发表了越战议程与公众对越战关注度的研究，以美国在越南的派兵人数作为现实世界指标，研究了媒体议程、公众议程与现实世界的关系。说明媒体设置了公众议程，现实并不是影响公众注意力的必要条件。
首先，该效果理论一改关注态度和行为的研究传统，转而将注意力放在了大众媒体对受众认知的影响上，研究人们“想什么”而非“怎么想”。
其次，该理论关注的是整个信息环境对公众的影响，而不是某条信息的微观影响。
再次，议程设置研究提出，大众传播对于公众的环境认知具有强大影响，颠覆了1940年进行的“伊利县研究”（Erie County Study）以来形成的“有限效果论”在媒介效果研究中的主导地位，使得媒介的“强大效果论”获得了复兴。
最后，议程设置理论形象地说明了大众媒体、公众意见和政治过程之间的关系。议程设置过程是事件的推动者们为了获得媒介工作者、公众和政治精英而不断进行的竞争。
议程设置的第一层传递的是对象的显著性（salience of objects）,第二层传递的是属性的显著性（salience of attributes），因此第二层议程设置也被成为“属性议程设置”。
从1972年出版的《美国政治议题的兴起》（The Emergence of American Political Issues）一书开始，麦库姆斯等人开始关注大众媒体对议题属性（attribute）所造成的影响。一个具体问题具有多个属性或特征，在某一则新闻中，不同的属性一起构成了重要性的排列等级，比如一则新闻写进哪些内容省略哪些内容、强调那些细节弱化哪些细节、支持或是反对某种做法等。这些属性依附在对象议程上，共同传递到公众那里，从而影响公众对某一事件的认知。
麦库姆斯在进一步的研究中发现，属性议程不仅可以影响受众对议程某一特征的重视程度，还会反过来影响对象议程的显著程度，也即议程设置的第二层会影响议程设置的第一层，麦库姆斯将这一效果称为“引人注目的论据”（compelling arguments）。
媒体对某一个议程的框架构造，影响了受众对该议程的想象。这一过程正好和新闻框架效果(framing)殊途同归。在新闻传播中，框架概念可以做两种理解：一是媒体工作者通过选择、突出、排除、提供细节等方式报道某个问题，它强调的是新闻生产过程；二是新闻生产过程产生的结果，比如新闻涉及的话题、编辑中的篇幅和位置、正面负面情感属性等。
二者的不同之处在于，可以认为框架本身所包含的内容比属性议程设置更加丰富。框架除了表现在具体细节之外，还是一种格式塔（整体的感觉），比如感情倾向、风格、语气等，超过属性简单相加的结果。
此外，框架研究包含的内容也涉及新闻生产、分配和消费以及结果的全过程。艾英戈等人对框架与归因之间关系的研究，就是一个不局限于属性与程设置的例子。比如故事框架（episodic)容易导致受众将问题的原因归结为报道的具体个人，而主题式框架（thematic）则导致他们归因为国家领导人或社会。
注：网络议程设置（NAS）是一种理论视角的转变，不能等同于议程设置理论在新媒体环境下的变化。
在前互联网时代，议程设置理论所代表的大众传播的强大效果论在很长一段时间占据主导地位。但互联网的出现彻底改写了大众传播的图景，互联网具有信息生产众包化、信息来源多元化、信息消费碎片化的特点，使得信息的流动和获取从传统媒体时代的线性模式向网状模式转变。在这样的语境下，媒体与受众之间权力关系的转变对经典传播理论产生了冲击，大众传媒对公众所产生的强大影响也受到质疑。
此外，对于人类认知结构认识的变化也冲击传统的议程设置理论。议程设置的第一层与第二层都是建立在“人类线性的认知结构”这一假设的基础之上，但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人类的认知结构并非线性，而是近似于网状结构（networked structure）。在这个结构中不同节点相互连接共同构成了认知图谱。由于议程设置理论核心是分析媒体议程对公众认知的影响，因此对人类认知结构的不同认识也对传统议程设置理论的有效性提出了挑战。
网络议程设置理论（或称NAS理论，Networked agenda setting）认为，影响公众的不是单个议题或属性，而是一系列议题所组成的认知网络；新闻媒体不仅告诉我们“想什么”或者“怎么想”，而且决定了我们如何将不同的信息碎片连接起来，从而构建出对社会现实的认知和判断。
①推进议程设置这一经典理论在新媒体环境下不断演进，为传统议程设置走出内卷化漩涡提供可能。
②推动“网络分析”（社会网络分析、语义网络分析）在未来传播学研究的应用，帮助应对新媒体环境对经典传播理论的挑战。
早在20世纪90年代，麦库姆斯和肖在研究议程设置第二层面时，就已经发现了公众议程会对媒介议程产生反向作用，最典型的案例是美国CBS电视台《六十分钟》节目关于布什总统的访谈，公众的关注度直接影响了媒介议程。而后，肖在研究大众媒体议程设置功能时发现，公众可以通过互联网等新媒介来设置议程，且该议程会影响他人。
韩国学者Kim和Lee是最早明确提出反向议程设置概念的研究者。2006年，他们在一项研究中发现，受众在网络上讨论的话题不再被传统主流媒体所牵制和左右，反过来，他们在网络上热烈讨论的话题，还可以不断影响着传统媒体的议题选择。不同于传统议程设置理论中媒体议程将客体/属性显著性转移至公众议程，反向议程设置从完全相反的关系出发，重新界定了转移显著性的双方。
唐纳德·肖教授在接受访谈时认为，传统媒体依旧在设置议题，即使传统媒体也越来越关注受众想要阅读什么。现在媒体会根据受众的兴趣重新安排新闻出现的顺序，关于一个特定主题形成很多内容，媒体也会去追逐这个主题，公众的确正在影响主流媒体，不过，新闻界始终有责任来写作公众不感兴趣的主题，专业新闻业有义务来报道社区，并触及底层。
具有影响力的媒体或新闻来源（政治人物、公关机构）常常设置其他媒体的议程，比如美国的研究发现《》会影响其他媒体的议程。在新媒体时代媒介议程设置机制中，媒介间议程成为议程设置的一个突出现象。
同传统媒体时代不同，新媒体时代媒介间议程设置的媒介范围更广、频率更快、类型更多。新媒体时代的媒介间议程设置，已经从传统媒介间转向传统媒介与网络媒介之间的议程设置，媒介间议程设置类型主要表现为共鸣、共振、断裂、溢散。
“共鸣效果”最早由学者诺尔纽曼等人在1968年提出，该理论认为媒介间也存在“意见领袖”，即许多信息经一些主流媒体报道后，其他媒体才会跟进报道，从而在媒介间引发报道的一系列反应。在新媒体崛起早期，社会舆论由传统媒体报道后，再引发网络媒体报道，从而引起多媒体的舆论传播的过程与方式自然是媒介间议程设置的“共鸣效果”；反之，非主流媒体向主流媒体进行议题扩散与影响的过程与方式，则被称为“溢散效果”。
在以微博、微信等社交媒体为代表的新媒体完全崛起后，主流的传统媒体充当议程设置的意见领袖角色渐渐转淡，许多议题在传统媒体与网络媒体中不管谁先报道，一般都是经由网络媒体传播后才引发社会强烈关注，从而引发媒介间议程设置的共振现象。新媒体时代，传统媒体与网络媒体之间发生共振现象的表现是，传统媒体认为某一事件重要并加以报道，网络媒体也认为该事件重要并加以报道；反之亦然。
与共振现象相对，新媒体时代另一常见现象就是媒介间议程设置的断裂。断裂即某一媒体认为某一事件非常重要而着重报道，但是另一媒体却认为并不重要，对该事件非常冷漠。新媒体时代，这种断裂现象经常出现。
唐纳德·肖教授认为，如果在某个社会，传统媒体和社交媒体间存在巨大共识，可能是一个非常僵化的社会，如果在报纸、电视等媒体中没有共识，那将是一个非常混乱的社会。
导向需求从受众角度考察了媒介议程设置效果产生的原因和条件。每个人都有了解外部世界的愿望，但信息过多，人们很难判断应该关注什么，需要有引导机制帮助我们来判断，大众媒体恰好起到了这种作用。当一个问题与个人利益攸关，并且不确定性程度很高时，个人就会产生很强的定向需求，造成其媒体接触量增加，有助于议程设置生效。
个人的导向需求是媒介议程设置功能得以发挥的社会心理前提。一般认为：利益关联越大，导向需求越高；不确定性越大，导向需求越高；越缺乏直接经验，导向需求越高；媒介使用越便捷，越能适应受众的导向需求。这几种要素的不同组合，说明了受众个人接受媒介议程设置的人际差异和多样性。
导向需求理论在社交媒体社会中是否依旧适用呢？唐纳德·肖教授认为，“导向需求”是一个非常基本的人类需求，如果你对一个议题非常感兴趣，为了降低不确定性，你会用到一切可能的媒体，其中就包括很多的社交媒体，新媒体只不过提供了更多附加方式来解决“导向需求”。
随着个人化媒体的普及，传统大众媒体设置议程的能力开始下降，单一而普遍的公众议程正在减少，影响议程设置过程的中介因素正在增多，变得更加复杂。因此，仅从传播者的角度孤立的研究议程设置是不够的，还需要从受众的角度并结合整个社会环境来考察议程设置的中介因素。
在这一思路下，肖和麦库姆斯等人于1999年提出议程融合理论，认为在现代社会中，个人必须通过加入某个社会群体来降低认知不协调，获得安全感和确定性。为了融入自己想要加入的群体，个人必须接触与该群体相关的媒体，使自己的议程与群体议程一致。
议程融合理论整合了许多既有的研究成果，如使用与满足、马斯洛心理需求、认知不协调、沉默的螺旋、培养分析等等，具体来说它可以分为以下几个过程：①决定群体归属→②是否具有该群体所需要的信息→③定向需求→④媒体接触→⑤议程设置的第一层→⑥议程设置的第二层。
议程融合一方面说明了传统的大众媒体议程设置能力的下降，另一方面通过揭示使用动机，在新媒体条件下“拯救”了议程设置理论。也就是说，只要受众愿意接受并寻求大众媒体的引导，大众媒体仍然会产生强大的议程设置效果。此外，它也强调了大众传播媒体在受众细分化时代的社会整合功能。
传统媒体时代，报纸、广播、电视等少数大众媒体几乎垄断着社会信息流动，也是议程设置的绝对主体，而在新媒体赋能之下，专业媒体的壁垒被打破，媒介的概念逐渐泛化，多元主体开始参与议题竞争中来。与此同时，信息的时效性也在不断升级，一个信源所发布的消息往往“牵一发而动全身”，媒介间的议程设置更为明显。
传统媒体主导社会舆论的时代，整个新闻界弥漫着精英主义的气息，自恃有“第四权力”的记者和编辑决定着什么是重要的新闻。而今，推特、脸谱、微博等为代表的社交媒体已经成为人们获取新闻资讯的主要来源，它们的出现让这种权力结构开始逐步松动。多元资本的角逐下，新媒体时代的议程设置中充斥着民粹主义、假新闻和“另类事实”，社交媒体开始取代传统媒体掌握议程设置的权力。
随着新媒体的普及，移动化和碎片化阅读逐渐取代纸质新闻时代的深度阅读，议题的某一方面/属性经常被拿来放大，借以提升议题本身的显著性，也即议程设置第二层对第一层的影响，所谓的“震惊体”和“标题党”正是这种“属性议程设置”效果的的体现。
新媒体消息丰富、渠道广泛、信息量庞大，但实际上最重要的消息大部分仍来自传统媒体。传统媒体多年的专业资本和信息资源的累积在转型中被继承下来，并借此重新回到议程设置主导权的争夺中，例如人民日报、澎湃新闻等都是借由自身的深厚底蕴，不断拓展新媒体平台，延续了在新媒体时代的影响力。
肖经常以金字塔社会和莎草纸社会（papyrus society）来隐喻议程设置当下发生的变化：
在某种程度上，金字塔代表了一种传统社会结构，拥有所有的机构，像是学校、警察、消防员等。传统媒体会一直强调报道总统、众议院、参议院等，这也是它们的功能，告诉人们政府正在做什么，告诉政府人们在做什么。
但是，社会化媒体正在创造传播社区，不同人群在金字塔中拥有自己的层级，他们被社交媒体所连接，知道其他人在思考什么，他们对议题、决议、新闻可以做出反应，喜欢或是不喜欢，或者是获取其他的信息。
所以，正在涌现的社会不像是金字塔，而是更像埃及人曾经发明的莎草纸，这更像是种均衡力量（equal poewer），也就是说，金字塔顶端的人群并不能完全地体，不是简单地因为他们位处顶端，而是位于底层的人们有相互分享并获取社会支持的各种方式。
因此，在世界范围内，一个新型的社会形态正在浮现——莎草纸社会，这种社会更加分享权力（sharing power），更加强调领袖和追随者之间的传播和理性共识。
相对应地，他还提出了垂直媒体和水平媒体的概念，垂直媒体就是指辐射社会所有阶层的传统媒体，例如国家电视台等，无论受众的贫富差距和知识背景，垂直媒体都将他们作为受众。而水平媒体关注的是特定兴趣和专业的人群，是高度专业化的，这是垂直媒体和水平媒体最大的区别。
垂直和水平两种媒体和议程相互交织，共同构成了新媒体环境下议程设置的图景，影响着人们的公共和个人生活。
在我们理解一个理论时，不仅需梳理其来龙去脉、内涵外延、其在知识谱系中的位置，也更需理解理论背后的关切。议程设置，远比我们最初认识和想象的要更丰满。
[1]赵蕾_议程设置50年: 新媒体环境下议程设置理论的发展与转向——议程设置奠基人马克斯韦尔·麦库姆斯、唐 纳德·肖与大卫·韦弗教授访谈.
[2]刘海龙_议程设置的第二层与媒体政治 ———从《事关重要的新闻》说起.
[3]史安斌_王沛楠_议程设置理论与研究 50 年: 溯源·演进·前景.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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